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呂氏春秋包含了哪幾家學說

時間:2019-12-20 00:00:00編輯:思慕

《呂氏春秋》有自己的特點。它的特點是:以道為主貫通各家學說,用平等的眼光對待各家學術,但不取鬼神、迷信的思想,而是吸取各家比較進步的思想。如對于儒家,主要吸取其民本思想、修齊治平思想;對于墨家,主要吸收其薄葬的思想;對于法家,主要吸收其法治思想。

《呂氏春秋》雖采取各家學說,但所采取的觀點之間,并不牴牾。因此,《呂氏春秋》可謂“雜而不雜”,具有博綜眾家的融合傾向。古代的遺文佚事也靠它得以保存。春秋戰國諸子如楊朱、宋钘、尹文、惠施、公孫龍等人的著作早已失傳,但在《呂氏春秋》中卻能找到有關他們的資料,而且因為它成書在戰國末期,和這些思想家相隔的時間較近,所以史料價值較高。

關于道家

《呂氏春秋》大量吸收道家虛靜無為之說,并把它運用于為君之道的政治理念中,以道家學術貫穿全書。它說:“君也者,處虛素服而無事,故能使眾智也。智反無能,故能使眾能也。能執無為,故能使眾為也。無智,無能,無為,此君之所執也。”“善為君者無識,其次無事。有識則有不備矣,有事則有不恢矣。不備不恢,此官之所以疑,而邪之所從來也。”“天子不處全,不處極,不處盈。全則必缺,極則必反,盈則必虧。”

《呂氏春秋》認同先秦道家“無為而無不為”的主張,它說:“大圣無事而干官盡能。”“善為君者,勞于論人而佚于治事。”《呂氏春秋》認為這種表面的“無為”,才能達到“事省而國治”的目的。相反,“人主好暴示能,好唱自奮;人臣以不爭持位,以聽從取容;是君代有司為有司也”,其結果必然是君臣職能倒置,造成混亂和危殆。應該說,《呂氏春秋》中的這些見解,來自于老莊而又發展了老莊。

關于儒家

《呂氏春秋》吸收了儒家的仁義學說,贊同儒家的孝悌之道。至于法家主張的嚴刑厚賞,呂氏認為屬于“衰世之政”。在這里,呂氏用儒家學說作為批評法家的依據。既然遵從儒家的德治理論,就要承認仁者愛人的血緣來源。在呂氏眼里,父慈子孝是出于本性,“孝子之重其親也,慈親之愛其子也,痛于肌骨,性也。”(《節葬》)

縱觀《呂氏春秋》可以發現,其《孝行覽》集中反映了儒家思想,有一部分同《禮記》重合。它強調:“凡為國家,治天下,必務本而后末。所謂本者,非耕耘種殖之謂,務其人也。務其人,非貧而富之,寡而眾之,務其本也。務本莫貴乎孝。人主孝則名章榮,下服聽,天下譽;人臣孝則事君忠,處官廉,臨難死;士民孝則耕蕓疾,守戰固,不罷北。

夫孝,三皇五帝之本務,而萬事之紀也。”國事萬機,綱要在孝。“夫執一術而百善至、百邪去、天下從者,其惟孝也。”(《孝行》)仁義禮智,均以孝為基石。但是,在其他篇章中,呂氏對儒家學說能否治國也有疑問。“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,皆以仁義之術教導于天下,然而無所行。教者術猶不能行,又況乎所教?是何也?仁義之術外也。夫以外勝內,匹夫徒步不能行,又況乎人主?唯通乎性命之情,而仁義之術自行矣。”(《有度》)

在呂不韋眼里,儒家學說好是好,可惜孔門弟子做不到,自己也做不到,就更談不上推廣了。不能推廣的原因是孔門的仁義之術來自外生變量,只有通達性命之情,把仁義變為內生變量,德治才可實施。而通達性命之情,則要遵循道家的清靜無為。

由此,呂氏提出了一個對管理者來說十分重要的辯證邏輯:“事多似倒而順,多似順而倒。有知順之為倒、倒之為順者,則可與言化矣。至長反短,至短反長,天之道也。”(《似順》),所以,實現儒家的德治,靠的是來自道家的自然;而道家的無為,恰恰要儒家的有為而成。這一辯證邏輯,正是呂氏參透諸子思想,發揚體行黃老思想的產物。

關于墨家

相對道、儒二家,《呂氏春秋》對墨家思想吸收較少。墨家的尊天、明鬼、非攻、非樂等主張,它基本據棄或予以駁斥。但對尚賢、兼愛之說,還是有所吸收的。《愛類》篇說:“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于王公之朝,非以要利也,以民為務故也。”“仁人之于民也,可以便之,無不行也。”

《精通》篇強調:圣人“以愛利民為心”。《圜道》篇贊賞堯、舜“以賢者為后,不肯與其子孫”,也與墨子“官無常貴,民無終賤,有能則舉之,無能則下之”的尚賢主張相一致。《呂氏春秋》中有一篇《節葬》,吸收并改造了墨子“薄葬短喪”的思想,主張:人死雖不為鬼,亦無知覺,但出于活著的親人在感情上的需要,送死仍要有一定的儀節,然而“自古及今,未有不亡之國也;無有不亡之國,是無不揚之墓也”,故此厚葬是無益的。

那么社會上何以盛行厚葬之風呢?《節葬篇》說:“今世俗:大亂之主,愈侈其葬,則……生者以相矜尚也。侈靡者以為榮,儉節者以為陋……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。”這一見解比起墨子的節葬觀,更顯得理智和深刻。另外,《呂氏春秋》提出唯物主義的真理觀、名實觀,注重類比推理的正確運用,批駁詭辯的名辯思想,顯然也是吸收、繼承了《墨經》中的優秀思想。

關于法家

《呂氏春秋》肯定法家的重要性和變法的必要性,明確指出:“有金鼓,所以一耳;必同法令,所以一心也;智者不得巧,愚者不得拙,所以一眾也;勇者不得先,懼者不得后,所以一力也;故一則治,異則亂;一則安,異則危。”“故治國,無法則亂,守法而不變則悖,悖亂不可以持國。事易時移,變法宜矣。”這些觀點顯然與商、韓的思想有直接的聯系。但是《呂氏春秋》對于法家“慘礉少恩”的一面,對于《韓非子》中的種種陰謀權術,是拒斥不取的。

關于農家

該書《士容論》中《上農》、《任地》、《辯土》、《審時》四篇,顯然是農家之言。《上農》篇重視農業生產,其理由是:“古先圣之所以導其民也,先務于農。民農,非徒為地利也,貴其志也。”這就是說,倡導重農,不僅為了生產,還有“貴其志”的目的。它接著說:“民農則樸,樸則易用,易用則境安,主位尊。”當然,《呂氏春秋》重農并不排商,它主張先農后商,與商鞅“困末作而利本事”的唯農抑商政策,是有區別的。

關于兵家

對于用兵作戰,呂氏繼承發展了老子”夫慈,以戰則勝,以守則固。天將救之,以慈衛之。“這一份文化遺產,尤其是它總結出的“義務必勝”的思想,是比一般先秦兵家更卓越的觀點。明確反對墨家的偃兵觀。他強調,人類的爭斗是自古以來存在的,所以軍事不可少。“天子之立也出于君,君之立也出于長,長之立也出于爭。爭斗之所自來者久矣,不可禁,不可止,故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。”

家無笞杖,豎子就會為非作歹;國無刑罰,百姓就會侵凌掠奪;天下無兵,諸侯就會攻戰不已。所以,用兵如用藥,“得良藥則活人,得惡藥則殺人。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。”(《蕩兵》)如果僅僅強調非攻而不是賞有義而伐不義,就會助長無道。需要注意的是,呂氏在反對偃兵的同時,他所說的義兵,也從側面批評了不講道義只講強國的霸道思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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